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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回眸 高考决策交锋的四个回合(图

发布时间:2018-10-24 17:11:49 已有: 人阅读

  资料图片:1979年7月,75岁高龄的登临黄山,为闻讯赶来的杭州大学学生签名留念。1977年7月,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,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。第三次复出的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,得到中央同意。复出不久的果断决策——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。

  站在时代高点的伟人的推动下,高考废止十余年后恢复,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。它率先破除“两个凡是”、“两个估计”,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声。它不仅为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选拔聚集了一批知识精英,而且在制度层面上,重新开启了起点公平的渠道。

  三十年过去了,刘西尧还是不能坦然面对恢复高考的那段历史。甚至对那场应该刻骨铭心的北京高招会,他言语含混。在武汉茶港公寓的家中,这位耄耋老人几乎不正面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。

  他重复最多的两句话是,“没有,没有这回事”和“你们看看我的回忆录就知道了”。这或许可以理解。毕竟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并没有赶上形势,在高考恢复中角色尴尬。

  不过,他的含混不能改变逝去的历史。1977年,北京高招会不仅开了,而且是共和国历史上最长的。正是在这个会上,才终于扫清了最后的障碍,送570万人顺利入考场,并成全了其中的二十九分之一。

  1977年8月13日,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。对于所有与会者来说,这是一次非常奇特的经历。因为这是他们在一年中第二次参加高招会。之前,教育部在太原已经开过一次高招会,并通过了招生意见。一切都预示着那一年将不会有什么不同。

  太原会议是粉碎“”后的第一次高招会,教育界对此寄予了很高期望。一些省厅的负责人是兴致勃勃来的,以为“”的错误做法这下子能够翻过来了,因此还好好准备了一通需要的材料。然而,太原会议除了揭批“”外,始终围绕着教育部缺乏新意的《招生意见》转圈,没有实现任何实质性的突破。

  事实上,当时的情况确实也不简单。虽然“”倒台快一年了,但是“文化大”还没有被彻底否定;虽然周恩来关于招应届生的意见很得人心,但被片面理解的“七·二一”指示仍然不容违反;虽然不要文化考查弊端百出,但是又怕犯修正主义“分数挂帅”的错误。另外,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也没有做好“转弯”的准备。

  这位在国防科技战线立过赫赫战功的将军,其时刚刚到教育部上任半年。履新以来,他没有广泛接触教育界人士,也还没能思考一下教育大局。刘西尧只是攥着一张“你办事、我放心”的条子—那是他去《光明日报》处理“梁效事件”时,国家荣誉给他的—匆忙开始了1977年的高招工作。

  太原会议上,心头有座山的不仅仅是刘西尧。邮电部的负责人用“想吃又怕烫”来描述自己的心情,而辽宁来的负责人则说:“想震动,又担心会地震。”这可以算得上当时最典型的心态。

  不过,大多数人不可能看不到“左”倾路线带给教育的沉重灾难。首先是通过举荐制招来的学生素质太差。据北京大学前副校长沈克琦回忆,作为中国最高学府,北京大学曾经招过这样一个学生:老师问:“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?”学生答:“四分之二。”老师耐心启发道,“你吃了半个馒头,又吃了半个馒头,一共吃了几个馒头?”学生答:“二两馒头。”老师无语。

  有记录显示,1972年,东北工学院的新生中,没有人学过几何、物理、化学;的许多新生则无法理解为什么二分之一会比四分之一大。就像电影《决裂》中所表现的那样,那时候上大学“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”。

  辽宁朝阳农学院的状况还要离奇。毛远新甚至提出,“大学就是大家来学”。在成功导演“张铁生白卷”事件后,他更是很有想象力地推进了自己的理论:“学生社来社去,毕业当农民,挣工分”,“上至九十九,下到刚会走,人人都在组织之中,人人都在学习之中”。按照毛远新的设想,大学其实跟农场差不多。

  “造成这样的结果跟片面理解毛荣誉‘七·二一’指示关系很大。这个指示要求教育要、学制要缩短,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,到学校学几年后,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。”沈克琦说。

  由于上大学不用考试,便造成了大规模的弄虚作假。1972年,清华大学招生2000人,发现并制止的“后门”就有242起。后来,中央不得不发出《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“走后门”现象的通知》。可是,一纸通知是无法堵住后门的。江西省负责招生的老主任钟树荣讲了个故事:有一个生产队大队长,把家里能上大学的,儿子、女儿、小姨子,都推荐走了,只有自己不够条件,不能走。当地老百姓愤怒地推倒了他家的墙。

  在这种背景下,“自愿报名、群众推荐、领导批准、学校复审”的十六字招生方针,自然成了太原会上争论的热点。一方观点认为,这个方针是毛荣誉画了圈的,不能轻易改。另一方则认为,这套办法花钱多,费力大,还招不到好学生,应该改进。浙江的一位代表质问说,《党宣言》每次再版,马恩都写序指出应该修改的地方,难道这样不是经典的具体规定还能管一万年吗?

  然而,这并不能扭转太原会议的基调,刘西尧领导的教育部打了太极拳,在会后向国务院呈送的《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》中,对直接招收应届毕业生开了口子,但最早的比例只有1%。对文化考查,说得很坚决,但实际上限制很多,比如要紧密联系三大运动实际,采取口试、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,提倡开卷考试,要与实践经验、中学情况相结合等等。如此这般,文化考查根本无法执行。

  “在太原招生会上,‘十六字招生办法’仍然被肯定,‘三来三去’的分配制度也还会继续,高中生直接上大学依旧是大多数人的空想。”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杨学为回忆说,解冻还得等再次复出,也要等第二个高招会再来统一认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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